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妻与妾有严格区别，而且在大多数朝代，一般情况男子在只能有一个妻，一般称正室、元配（如是皇帝的妻则称皇后，皇帝的妾室为嫔妃），妻以外的其他配偶都是妾。妻的家族是丈夫的亲族，如发生诛三族、诛九族等情况时，会相互受到牵连。而妾由于出身低微，地位低下，其家族与丈夫的家族基本无关。妻与妾生育的子女待遇也有显着区别，前者称“嫡出”，后者称“庶出”，一般只有嫡子才有继承父亲职位爵位的资格。对于纳妾也有一些规定，比如明代，朝廷明确规定：官员不可纳妓为妾，否则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清兵入关前的满洲社会奉行一夫多妻多妾制，诸位妻子之间并无一夫一妻多妾制下的嫡庶之分。满语贵族之妻则称福晋，贵族可能有多位福晋。众福晋之下，是小福晋、小妻（buya sargan）、婢妾（gucihi）。入关后，嫡庶之分日渐分明。乾隆时，兼祧具有合法性后。民间通常将以兼祧名义再娶，并将再娶之妻认为是另一房的嫡妻，或直接认作平妻。清朝政府后来对此采取了变通的作法，不承认二次或多次娶妻构成的重婚，而视后娶之妻为妾。
宣统退位后，中华民国建立，虽男女平等思想兴起，但社会风气未变，民间纳妾之风盛行。北洋政府时期，在法律中，男性与妾不是婚姻关系，而是合法的契约关系。法律中，称男性为“家长”，妾即家属之一。妾室享有私产持有权、被赡养权与一定的遗产继承权等。同时有对男性保持贞操的义务。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民法·亲属编》，采行男女地位平等的一夫一妻制。此法律中，虽未提及“妾”，但此后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妾的家属身份仍被认可。1935年，修订刑法后，未得到妻子认可的纳妾行为被视为通奸。
在纳妾盛行的背景下，民间依旧沿袭清代兼祧习俗，将妾视同正妻，即平妻。京剧名演员梅兰芳先娶王明华。1921年，以兼祧名义娶福芝芳。1927年，再度以兼祧名义娶孟小冬。国民政府只能做到要求高级官员不要纳妾。但此后官员纳妾并非个别现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但从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到普通党员，重婚现象并不少见——与纳妾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与妻子分居的情况下，与其她女性结婚，与前一位妻子既不离婚，也不共同生活，如朱德和他的三位妻子（刘从珍、陈玉珍、康克清）。亦有女性共产党员主动加入多妻婚姻。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在明知党员彭咏梧已有妻子的情况下与他结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陆从法律上和社会生活中严格禁止了“纳妾制”，其后香港、台湾陆续在法律上确立严格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并且明确禁止“纳妾”。于法禁之前形成的“妾室”，仍然具有合法性，其法律地位受到保护。今天，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纳妾都是非法的。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对等，法律难以干涉到的个人生活领域，男性以财物供养的方式、在有妻子有家庭的同时和其他一名乃至多名女性保持“事实婚姻”状态的情况（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仍屡见不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实行的《婚姻法》规定一夫多妻不合法。此后，在境外成立合法的多妻婚姻，亦不会获得中国法院的承认。同时由于法律不可追溯性，之前成立的多妻家庭，仍有共同生活的案例。从此以后，中国大陆报刊或日常用语中所出现的“一夫多妻”、“小老婆”等字眼，都仅仅是对“男性同时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现象的表述，而并非指一个丈夫可以事实上同时保持两名以上法律认可的妻子。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出现大量包养情妇（包二奶）的社会情况。2002年至2007年，中共中央查处了16位省部级高官，其中14人有包养情妇的情节。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了重婚罪，但重婚案是需要受害人自诉的案件。如配偶重婚，当事人不起诉，则检察院不起诉。《婚姻法》在保护合法婚姻之余，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此外《继承法》规定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同时，中国大陆现行法律已经废除事实婚姻，同居亦不再非法。
2010年在东莞、珠三角等地女工性生活“一夫多妻较为普遍”引起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南方都市报》3月8日推出的东莞女工性生活调查显示，在制造业发达，男女性比例长期失调，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东莞工厂区“一夫多妻”（因为未结婚，实际上并不是夫妻，只是男女朋友）、女工“养”男友的情况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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