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二十年来，心理学家们列出了长长的“东西方差异”的清单，诸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分析性思考，东方人更偏好集体主义和整体性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文化差异？日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大米理论”（the rice theory），从农耕作物角度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研究结果今天发表在《科学》上。
水稻种植与小麦种植对应着迥然不同的耕作体系，其中以灌溉方式和劳动力投入最为突出：稻田需要持续的供水，农民需要相互合作建设灌溉系统，并协调各人的用水与耕作日程，因此稻农倾向于建立基于互惠的紧密联系并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更简单：小麦基本不需精细灌溉，更轻的劳动任务也让麦农不需依靠他人就能自给自足。有鉴于此，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与同事提出“大米理论”，指出水稻种植的历史可能使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的则使文化变得更加独立。
1996年，中国可耕作土地中的稻田比例，颜色越浅表明稻田比例越高。图中三个畜牧大省（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未被标出，因为这些地方的汉族人受到的当地民族、政治等影响，可能会成为实验的混淆变量。在水稻-小麦分界线区域（黄色高亮部分）中，种植水稻的县市比相邻的小麦县市更倾向使用整体性思考（以安徽为例）。
此前，可能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和病原体理论（pathogen theory）。现代化假说主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化的加深，人们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和分析性。病原体理论则认为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性会使得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加危险，因而相应的文化倾向于孤岛化和集体主义。然而，现代化假说无法解释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的集体化倾向，而病原体也引入了热量这个混淆变量——在更热的地方水稻种植也更多。
为了检验大米理论的可行性，研究者在中国的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六个地域对1162名汉族大学生被试进行了调查。托尔汉姆向果壳网介绍说，他通过询问“你主要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来确定被试所属的区域。
为了测试被试的文化思想倾向，研究者首先向被试呈现三个词语，如“火车”、“汽车”、“铁轨”，被试需要决定哪两个词语应该被分为一类——两个条目可以因为属于同一个抽象类别被分为同一类（如火车和汽车均属交通工具），也可以因为有功能性的关系而被分为一类（如火车在铁轨上）。结果发现，来自更高稻田比例省份的人群，更可能进行关系性的配对，提示他们更倾向整体性思考。有趣的是，来自更富裕省份的人反而会倾向整体性思考，而更高寄生虫疾病发生率的省份却进行了更少的整体性思考。相比之下，大米理论是唯一与结果相符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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