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因替投降匈奴的败将李陵说了些公允的话，被处以腐刑。这对他的人生而言，有着常人难以接受的打击，却也给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写实精神。他的《史记》，对后世史书写作体例，具有开创之功。并且对中国的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司马迁在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不得不令后人折服。
司马迁的死亡之谜
首先，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是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直谏精神，甚至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史上进步的传统。司马迁让为，屈原的文章简炼，措辞深微，志趣高洁，行为廉正。他撰文虽篇幅短小，但立意宏大;所列举的虽是眼前近事，但却托意深远。这是司马迁对于屈原文章的肯定，同时也无疑就是司马迁对于作文章的见解。司马迁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真正的伟大的作品，大都是坚持自己的进步的理想或是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恶势力的残害后，为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的产物。其次，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认为，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发愤著书，如果单单理解为为泄私愤而著书，就大大的降低了司马迁的精神境界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司马迁的报复，他的追求。
最后，司马迁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其实录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中之所以有一种批判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与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有着密切的关联。司马迁身受宫刑之苦，不愿意立刻就死，是因为司马迁自觉地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以著述第二部《春秋》为目标，希望通过史笔惩恶扬善，完成自已的理想追求。在《史记》中，他不会顾及以前的那些有权势的人，尽力实录，他也不会顾忌当时武帝的淫威，按事实论事。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
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深刻的影响了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后来很多文学家皆以实录精神来衡量创作，故也是重要的文学理论的批评原则。
司马迁，中国乃至人类的一颗巨星，他的死亡却是一个未解之谜。然后，正如他自己所说，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离开了，他的一些对人们有益的思想仍然留存，仍然教导着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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