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追悼会】毛主席注视下庄则栋大起大落的人生。他是毛泽东眼中的“小祖宗”，后来又被毛泽东称为“庄爷爷”，他是中美乒乓外交第一功臣;自从上了江青的战车，他一往无前，直至众叛亲离。文革结束后，他被隔离审查四年，“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是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他的名字叫庄则栋。
中美乒乓外交第一功臣、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庄则栋
庄则栋一生与佛渊源深厚。
1954年，他14岁，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邀请西藏两位活佛达赖和班禅来京。在身为北京北海菩提佛教协会理事的父亲的安排下，庄则栋给两位活佛献花。两位活佛都伸出手来，摸了这位少年的头。
当他把这个故事讲给第二任妻子、日裔中国籍的佐佐木敦子时，后者惊奇地总结：“你小的时候中国两位最大的活佛就给你带来了好运。一个使你获得冠军，一个使你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可惜你没被中国的第三个活佛摸过顶，所以到了当官的时候就不行了。”
“如果我被第三个活佛摸过顶，我就快成神仙了，那怎么能认识你呢?”庄则栋打趣她。
夺冠军、乒乓外交、仕途陡峭，这3件人生大事，浓缩在庄则栋的40岁之前。以至于人生的后33年，充满回忆。
2002年，《鲁豫有约》节目组拍摄庄则栋时，看到他和妻子每天早晨到小佛堂双手合十，敬佛祈福——“除了佛，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
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庄的一生，自觉不自觉地，在领袖的注视下度过。
“小祖宗”夺冠
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9年4月。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男单比赛中称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回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乒乓球队，与他们握手。此前，庄则栋只在每年“五一”、“十一”参加天安门游行时，接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非常地幸福”。而此番近距离见到领袖，“心情非常激动”。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过的手，去为毛主席争光!”
两年后，庄则栋就用刻苦训练和十足的冲劲儿，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在26届北京世乒赛上，为男团夺冠立下大功，同时夺得男单冠军。
那次比赛，周恩来、彭真、邓小平、贺龙等都出席了开幕式。男团决赛在中日两队间展开，毛泽东没有亲临现场，但看了电视直播。当大比分打到2比2平时，庄则栋出场迎战荻村伊智朗。毛主席对着电视机高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2007年，纪念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55周年座谈会上，庄则栋说：“能被毛主席叫‘小祖宗’，太幸福了!”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家乡举行的这届世乒赛，是庄辉煌的起点，但他的男单冠军却也成为乒乓球队日后备受诟病的“让球”的起点。那次比赛，男单四强为中国选手包揽，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和来自北京的庄则栋。半决赛前，贺龙元帅召相关人员开会，一上来就说：“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他的决定是，3位上海选手委屈一下，让庄则栋拿冠军，因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轻，有日后连续夺冠的可能，而连续夺冠，对扩大中国影响力有益。本次及其后两届世乒赛，最终都是李富荣和庄则栋闯进决赛，按照领导意图，庄则栋实现三连冠，永久拥有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
真刀真枪地打，庄则栋不一定会输，他当时在队内和国内的比赛中，成绩也很优异。所以日后人们谈及“让球”，庄总是很不服气：“世界比赛三连冠、全国比赛三连冠、队内比赛还是三连冠，中国乒乓球那么多世界冠军，就我庄则栋一人做到了，你说我成就大不大?我在大赛里从没输过外国人，你说我贡献大不大?”“20 世纪(的世界乒坛)，我不是吹的，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
庄则栋家中悬挂着一幅照片，是1961年4月15日，世乒赛闭幕后，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国家领导人设宴祝贺乒乓球队全体成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庄的父母也被请去，并与邓小平、彭真、贺龙、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在《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前合影，“给了我家无尚的荣光。”
庄视这张照片为传家宝。“文革”中几次抄家，照片犹存。“我一直没有在被‘打倒’的老干部头上去划XX。”庄则栋在与妻子佐佐木敦子合著的《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以下简称《批准结婚》)中说道。
敦子给这张传家宝配上镜框挂好。“她上班前，就来到照片的前面，双手合掌举在胸前，并向照片三鞠躬后离家上班，每次如此。”《批准结婚》中，庄记述道。
1963年，第27届世乒赛，中国队得三冠，载誉归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毛主席接见，也是庄则栋第三次给毛主席表演打乒乓球。他和张燮林压轴。革命的“小老虎”庄则栋是直板近台两面攻，重板扣杀，凶狠迅猛;削球手张燮林“飘飘然若彩蝶飞舞般”屡救险球。
“毛主席被这些精彩的球所吸引，不时地鼓掌，笑出了声音。”庄在回忆中写道。
这球真的打进毛主席心里了。60年代初，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给论战定基调，便用乒乓球作比喻：“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这次的接见也跟前两次有大不同。毛主席在荣高棠的陪同下与庄则栋握手时，“笑眯眯地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庄!’”
庄在回忆中记录：“毛主席的声音不大，音调细而高，飞入我的耳朵里，我的心随着咚地响了一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使我终身不忘。”旁边的队友也激动地说：“毛主席叫你的名字，你太幸福了!”
“庄爷爷”引发乒乓外交
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的角色举足轻重。几乎每次大大小小的比赛，周都会以践行、接风、恳谈、视察或者观看汇报表演的方式参与其中。
1969年秋，进入“文革”后就无法正常训练的庄则栋在一次庆祝活动中见到周恩来。乒乓球队早已停止训练和比赛，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不甘屈辱，悬梁自尽，庄则栋也被冠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剃阴阳头、游街、批斗。这次的庆祝活动是在周的直接过问下，庄才被安排参加的。当他快步走到周总理面前、激动握手之时，眼泪涌出。他说：“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对他及围上来的其他体委人员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至此，乒乓球队恢复了训练。
1971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决定派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出征前，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胁，毛批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周叮嘱球队：政治挂帅，但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感受(诸如在机场迎来送往时，就不要每人手持红宝书，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了);尤其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庄则栋是领袖叮嘱的最忠实也是最勇敢的执行者。当美国19岁的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大巴，中方人员看到他背后的USA标志后，车里彻底沉默了。有10分钟时间，庄则栋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10岁的时候，最熟悉的歌曲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中美关系坚冰22年未破，球队早就有出国比赛见到美国队成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赠送礼物的规定。“文革”期间违反，最轻也会被冠上“里通外国”。但，毛主席之前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吗?周总理不是说“友谊第一”吗?对方这个长头发的古怪的美国小伙子，只是一个球员，是普通的美国人民，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作为礼仪之邦，就那么晾着人家，不好。
“我们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什么事，技术好的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派我做代表。”于是，庄则栋站起身，走到科恩面前，送上了一幅西湖织锦。大巴到站，门开，记者和大批没票入场的观众看到了次日各大媒体的头条画面，31岁的庄则栋和19岁的科恩，单纯地互相微笑着，“中美接近”。
在中国乒乓球队出征之前，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庄和其时大多数中国人的信条，对于中国的政治风向，中国人民显然要比美国国务卿“觉悟高”。在1971年的这个春天，庄做到了出乎领袖意料的好。虽然，他当时的大胆和出于友善的单纯想法，一度引起了队里领导和队友的责怪与担心。
毛泽东在《参考资料》的边角读到庄则栋与科恩的交往，大叫“庄爷爷”，并立刻责令追回此前已经批复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史诗拉开序幕。毛评价庄“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庄在回忆录中说道：“同志们，(毛主席叫我‘庄爷爷’)这不是我庄则栋所能承受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孩子，毛主席是我们最尊敬的人……用后来熊向晖同志的话说：‘毛主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庄，这件事你做到毛主席心坎上去了。’”
庄则栋的一番单纯友善，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当时的世界格局;伟大领袖的一句评价，则改变了庄则栋的人生。
紧随毛主席的身边人
被招进中央读书班的时候，庄受宠若惊。他很快学习到了重要文件：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读书班里除了他之外，都是造反派的风云人物，而他，只知围着墨绿色球台打转的木讷的乒乓球运动员，显得那么“落后”——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由第一任妻子鲍蕙荞写好，逼他签字的。
庄第一次见江青，感觉对方很随和，拉家常，问到鲍蕙荞身为一位钢琴家下放到干校无琴可弹，江立刻表示：我的样板戏正需要一个弹钢琴的。
鲍蕙荞调回“艺术岗位”之初，也对江青充满感激。但她渐渐发现，这位女领袖表面叱咤风云，私下里大家都对其不满。而自己的丈夫，也从讨厌“没本事瞎胡闹”到“对政治感兴趣了”。
其实庄也一度疑虑。身边有“积极”的朋友劝他：你是信主席?还是信自己?
他决定信主席，以及，主席最亲近的人。
一次陪江青打球，江问：“小庄，我打得怎么样?”喂球喂得恰到好处的庄答：越打越好。江得意地说：“总理打球只会推挡，我喜欢两面抽杀，进攻!”
自从上了江青的战车，庄则栋不得不一往无前，他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级领导——体委主任，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编者注：应为中央委员会，庄则栋是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据《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记载，他下放了自己的队友，批斗时任体委主任王猛，在周和邓的劝阻下仍不敢放弃江的指示。鲍蕙荞发现他烟越抽越多，而且是雪茄;出门不管多远的路，都要坐红旗小轿车;她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反驳说自己是在真正干马列，是革命;当她表示出对他媚权的不屑时，他高呼：你的一切还不是我给的!
有的时候，他也会怀疑，特别是当江青跟周恩来意见发生矛盾时，他常常不知所措，害怕站错队。
“跟着刘少奇，刘少奇一完下边一下完了。跟着林彪，林彪一倒下面‘哗’就完了。……跟谁就特别重要。文化大革命干什么都是主席讲，那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所以把江青他们都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人来对待。”他在2002年的《鲁豫有约》节目中说。
但在巨浪的裹挟下，他不自知地众叛亲离。四五事件前，他警告家人，都不要去天安门广场。鲍蕙荞去了，热血沸腾。全家人在电视机前看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发现小庄像惯常一样，背着手，踱着步，走过总理灵前。全家人都愤怒了。庄试图解释他们看到的并不是自己真实的内心，自己牵挂总理，泰国体协送来的燕窝他都第一时间拿给总理补身子，总理去世后他独自一人痛哭良久。但家人已经无法相信他。
粉碎“四人帮”，全国迎来了二次解放，鲍蕙荞心里的大石头去除了，却仍然无法继续她热爱的艺术事业——因为丈夫牵涉江青反革命集团，她被隔离审查。
“两案”人员的特批人生
隔离审查进行了4年，“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代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在“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的时候，庄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文革”初期遭批斗时，一日，母亲突然拉他到里屋，哆嗦着给他看自己供奉的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庄吃了一惊，但母亲却很虔诚：
“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
隔离中的庄则栋不由得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4年。”
1980年，重获自由的庄则栋被分配到山西体委工作，他急切地询问陪同的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组织如何对他定性?工作人员答复还未定，但，“你自己也可以想象。”
当庄则栋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车，窗外是他久违的世界。他睁大眼睛“重新认识生活”，“有些头晕目眩”。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绿色球台旁边度过的，是在掌声、鲜花和赞扬声中度过的，一度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一度又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唯一道路。”
火车到达太原，地方体委的对接人员叫了他一声“同志”。庄流了泪。
庄在山西带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等来了他的人生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简称“两案”人员)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宫执教，并与鲍蕙荞离婚。
那时的他，定位于“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与当年在日本打世乒赛时认识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后来两人相爱并相约相守一生。他送给敦子自己在隔离审查期间储备、在山西期间写就的、凝结其毕生运动经验和做人思考的著作《闯与创》。这本书来之不易，在众多出版社拒绝之后，他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才得以印刷面世，他回北京后的工作才得以落实。
庄则栋为敦子装修家里的老房子，力图有日式风格。由于当时供应不足，在用电和煤气方面，庄则栋不得不求助于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
“特事特办”、“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几乎成了庄则栋解决重要问题的惟一方式。所以，当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准时，他只能再次运用“写信”的方式。
庄则栋事前咨询涉外婚姻处，知道他和敦子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结婚。但单位领导却给他传达指示，由于其曾官至部长，掌握国家机密，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禁令传来的同时，敦子的中国签证到期，未获延续，只能回到日本。
以为自己不可再次拥抱爱情的庄则栋苦闷悲伤，他“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要问问命运之神：‘您怎么总是选我当演员呢?’……舞台上演员的荣辱、兴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这些却都是真的。”
他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大使及其夫人、万里副总理的妹妹、外交部部长、习仲勋的秘书等，未果。后经朋友建议，又把申请投给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他在给李的信中讲述佐佐木敦子出生在中国、父亲为中国建设而病逝于此的故事，交代敦子愿意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籍，并说自己“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两人均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情况，请求领导批准。同时，敦子也3次写信给邓小平陈情。
1987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终得完婚。1991年，就接受日本友人邀请观看41届世乒赛及自己著作日本版首次在日发行等事宜，庄则栋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求批准赴日工作，并探望岳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家庭生活恢复正常，但庄最在意的组织和社会评价的回归却要经历更久。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记得，1984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拟邀请庄则栋来开讲座，庄自报演讲题目《我的七十二变》，未获北大批准。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火红年代，上边儿有严格规定，刚放出来的庄则栋像一只惊了枪的兔子，严禁采访。”因此，一直想一睹庄则栋真容的唐师曾来了个硬闯少年宫，冲进庄的教室，连拍3张，立刻被庄挥舞球拍赶了出来。二人肢体接触之际，唐把名片硬塞进庄手里。
当晚，唐将这张照片发了通稿，次日即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引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图片说明以口播的形式播送。不久，自隔离审查后一直极度抗拒记者的庄则栋给唐师曾打来电话，请他到家中做客。当晚一见面，庄就急切地问这位新华社记者：“是不是党——要重新评价我了?”
“重新评价”或许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次基辛格访华时问到乒乓外交功臣庄则栋，中方接待人员说“他出差了”。1996年，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中国乒乓球队赴美访问，一些老队员也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庄则栋依然缺席。
进入新千年，庄则栋创办了自己的乒乓球国际学校，带着妻子各地讲学会友，文化界、艺术界、体育界、商界甚至社会上各类奇人他也有所接触。2007年五一，他开博客，受到网友欢迎。
他的反思，在公开场合虽然不多，但亦有所表露。他承认自己伤了人。2002年，他对《鲁豫有约》说：“……当然我伤人不会去打人，我更不去关人，我不搞这些。因为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反对搞这些。但是你不给人家工作，你把人家调离，这个本身就是伤人。”
他承认自己不懂政治，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在斗争狂热期，他认定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阶级斗争”：“……举个例子，1974 年，假如你跟着‘四人帮’干，感觉还可以;但是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后，跟‘四人帮’(对着)干，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感觉就是有点受压;到1976 年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的日子又好过了。所以我感觉凡是跟着风跑的，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狂风过后，他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 “
1999年，他在电视上看到王猛，后者谈到庄则栋，说庄尽管犯了错误，但是可以原谅的。庄则栋闻言感慨：“共产党培养的一些老同志，我认为真是了不起，对于任何事情都实事求是。”
“人啊，都有功有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犯这样的错误，应该说是不好的，对党和人民对体育事业都有一个很大的(危害)……确实搞乱体育战线起到一个很坏的作用。……当然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庄则栋的队友、乒坛名宿徐寅生评价说。
庄在跟作家叶永烈的通信中说道：“历史像一幅油画，在近的地方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得清。”经过“文革”，他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还是愿意回到少年宫，教孩子们打球。
这样的生活，庄则栋也满足了，他在书中写道：“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淡泊宁静而又美满幸福的生活。”
2008年，庄则栋查出患有癌症。在将近五年的治疗中，他表现顽强，友人说他的状况就像乒乓球赛，“天天都是20平”(21分制计)。2013年，农历蛇年春节这天，他终因重病不治逝世。
除乒坛相关人士、文化界好友的凭吊之外，民间左派人物司马南也发微博纪念：“……近年来我主持毛主席诞辰纪念活动，每一次他(庄则栋)都来，抱病前来。最近这次，他永远地缺席了。照片上的这句话(”他为人民谋幸福“——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是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经常写的。”
庄则栋逝世后，其家人拒绝了所有采访，甚至不接受记者以个人名义的悼念。佐佐木敦子的弟弟佐佐木隆在回答“为什么记者不能纪念庄先生”的疑问时说：“上面有规定。……你们去找去吧。去找‘规定’去吧。”
2月28日，庄则栋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佑安医院太平间里举行，“追悼会不许上八宝山，”庄的一位多年好友说，“没办法，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特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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