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蓝玉连同家属一并处死。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二名，连坐处死的功臣及其家属达一万五千人。史家感叹道：“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最为奇特的是，吏部尚书詹徽随同皇太孙朱允炆一起审讯，蓝玉不服“谋反”罪，詹徽斥责道：速吐实话，不得株连他人!蓝玉大喊：詹徽就是臣的同党!詹徽于是莫名其妙的成为“蓝党”。靖宁侯叶昇，以“胡惟庸党”的罪名被杀，由于他是蓝玉的姻亲，蓝玉处死后，他又被追究为“蓝党”。这样“名隶两党”的怪事，足以表明罗织罪状的随意性。
一些与军队毫无关系的文人学士，也被卷进了“蓝党”。苏州名士王行，与高启比邻而居，另外一些名士如徐贲、高悬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等人，都卜居相近，号称“北郭十才子”。王行原先是学校教师，辞职后隐居于石湖，前往南京探望两个儿子。蓝玉慕名聘请他为家庭教师，并且多次向皇帝推荐，朱元璋曾经召见他，留下印象。蓝玉处死后，王行父子竟然被作为“蓝党”处死。另一文人孙蕡，参与编写《洪武正韵》，任翰林院典籍，曾经为蓝玉题画，也被当做“蓝党”处死。
朝廷专门公布《逆臣录》，以显示“蓝党”谋反证据确凿。其实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朱元璋要处死骄横跋扈的蓝玉，就如同处死胡惟庸一样，易如反掌。但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必须罗织“谋反”的罪状不可。然而《逆臣录》编得仓促，漏洞百出，反而露出了罗织罪状的马脚。
《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独没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据野史记载，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而且没有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细细翻看《逆臣录》，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证人蒋富招供：蓝玉出征回来，在酒席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将是蓝玉家“打渔网户”。另一个证人张仁孙招供：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吩咐他们置备军器，听候接应，日后事成都让你们做大官。这个张仁孙是乡里的染匠。蓝玉身为统领三军的大将军，如果要谋反，断然不可能和无足轻重的“打渔网户”、“染匠”之流去商量。《逆臣录》的胡编乱造于此可见一斑。
这些拙劣的编造恐怕连朱元璋自己也不相信。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和翰林学士刘三吾谈话时，这样指责蓝玉：“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僭乱如此，杀身亡家。”从他的话中隐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蓝玉功成名就之后，追求奢侈，讲究排场，是确有其事的，至于是否有所谓“金龙”、“九五”那样的规格，或许是夸张，即使有，充其量不过是意图“僭越”而已，与“谋反”毫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以及“蓝党”分子，是一桩冤案。
蓝玉处死七个月以后，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下了一道诏书：“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杀了四万多人，功臣宿将死得差不多了，“概赦不问”云云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胡蓝党案的后果是严重的，洪武三十年正月，朱元璋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征西副将，坐镇西北边防。史家评论道：“诸勋臣坐胡蓝二党，诛戮且尽，(耿)炳文以开国功臣榜列其名”，“是时，元功宿将无出其右者”;“上(指朱元璋)自起兵以来，存者仅(耿)炳文与(郭)英二人，而(耿)炳文亦年逾六十矣”。不久，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发兵南下时，建文帝无将可派，不得不命年迈的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出征，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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